在我觉得技巧的成分越来越少，比例也是很小了，已经不是很重要了，越来越追求那创作本的东西。我在国留学的时候学习了技巧，后来在创作的过程中我觉得它妨碍了我、束缚了我、影响了我的下意识。作家创作很可贵的就是下意识，有技巧成分的作品来后很僵化，后来我就试着去摆脱这东西。

把写得那么暴和直接，连最起码的都然无存了。一个女人可以没有情，但不能连最后的也没有，否则的话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这也许是女主义走到极端的表现，不过就像一阵风那样，总会过去的。国外也曾风靡过这现象，但慢慢地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唾弃。

记者：他是个中国通，你们生活中一定很有趣？

在国外对同恋的了解和知识使你很快就会意识到那一类人在你边，即便她不暴自己，你也知她在暗恋着你，那么这现象多了，就不再少见为怪了，就觉得它就在我们边，而且天天都可能发生。

他不懂用我们中国人的那一思维、说话的方法，太直接了，比如我的稿费没得到及时的支付时，他就写信给人说：你该付稿费了，很直接。其实这样很简单地就把事给办了，但我们中国就不一样。对他这样很有才华、会八语言的人来说，不到外工作简直是一浪费，他现在申请复职，上要派往非洲。

记者：小说、术、电影、舞蹈、音乐都是艺术，你觉得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记者：你对此持什么态度？

记者：你认为作家的想像力对创作来说重要吗？

严歌苓：我觉的所有的艺术都相通的，它们在、节奏方面只是表现的手段不一样而已。我觉得舞蹈应该是艺术的起源。

记者：你的小说非常关注同恋，为什么？

任何情都可以有诗意

严歌苓：我们的生活无非就是情与吧（笑），所以我写得就多了。

严歌苓：我们是经朋友介绍的。他会八语言，是个中国通，还翻译过我的书。我很讨厌回信，所以他经常帮我回信。有的时候，国人很诚实，说话不蓄、太直接，因此常给我娄。比如一次，一家书商稿促得很，说你说过两个月之前就该给我们了，我就说我最近回了一次大陆，或者忙别的事情顾不上，他（丈夫）已经给人家回信说，我最近在国写什么什么东西。

记者：听说你和人在结合的时候不是很顺利？

严歌苓：想像力是最最重要的，生活经历虽然重要，但想像力更重要。作家对事不仅要到举一反三，更应该举一反百，想像力是一个人能不能作家的决定因素。

记者：你的作品当中情与的内容所占的分量大是吧？

严歌苓：写小说要有一定的责任和使命，在动笔之前要想好是不是在每天版的那么多书中，自己的书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是，那无非就是一纸垃圾。

严歌苓：对，他当时是国的外官员，他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外官是不可以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女结婚的，于是在对他展开全面调查的时候，他辞职了，情至上。就这样他在外面待了10多年。

严歌苓：在国外我觉得自己长知识了，比如我边的一个女孩暗恋我很久，可能我本不知，我觉得这关系有一异样。在国外有类似的经历，我被醒了，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那我在国内也经历过这情况。

严歌苓：我觉得它是一很圣洁的情。特别是我初到国时看了一电影叫《蜘蛛女之友》，以前我觉得同恋是一变态的心理、怪

记者：如今的小说中，描写愈来愈赤，你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