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柔弱褊隘。未能笃信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隋书》地理志也记述了古代四川的民风：“其人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人多工巧，绫绵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率多异居。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雄役夷、獠？，故轻为藏，权倾州县。此亦其旧俗乎？”《汉书》和《隋书》地理志的记载至少可以代表东汉和唐朝时期对四川民风的一总结描述，从这些描述中似可一窥蜀人不乐仕、不心政治的格。

最早据蜀者为公孙述所建立的成家政权。公孙述本是关中扶风茂陵人，其主要追随者有延岑、田戎、吕鲔、荆邯等。延岑本是南人，最初起兵汉中，又拥兵关西，先附南郡秦丰，后归公孙述；田戎本是汝南人，最初起兵夷陵，也先附秦丰，后归公孙述；吕鲔本是众多的“关中豪杰”中的一位，像他这样的“关中豪杰”“往往拥众以万数，莫知所属，多往归（公孙）述。”公孙述的重要谋士荆邯本是扶凤平陵人。川外士庶则是成家政权兵源的重要组成分。史载荆邯建议公孙述兵后，公孙述“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可知“山东客兵”为其兵源的重要组成分。这主客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公孙述的战略决策。公孙述本从荆邯之议，使延岑、田戎分两，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但“蜀人及其弟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固争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数请兵立功，终疑不听。”公孙述空有“西帝”之名，而未能川以争天下，虽有谋士规谏良策，却不能付诸实施，这主客矛盾造成的擎制当是其原因的一个方面。

四川本土未能形成大的政治力量，历代据蜀者中，除割据时间很短的焦纵是四川本地人外，其他据蜀者均系外地人。这是蜀政治史上的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据蜀者并非蜀人，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个与四川本地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历史上，每逢动之际，四川周围即产生大量民，涌在当时相对比较安定的四川，寻找生存机会。民数量往往很大，又多依其豪帅，结族而行，习于战，颠沛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置于异地他乡，内也比较团结。这些民往往就成为据蜀者的一项可以利用的资源。大量民的涌，又不可避免地会与四川本地人产生矛盾，如何理这矛盾遂成为摆在历代据蜀者面前的一个突问题。

东汉末，四川为刘焉、刘璋父所据。刘焉本是江夏竟陵人，在黄巾起义后的纷局面中，以九卿之尊任益州刺史。刘焉川时，适值南、三辅民数万益州，刘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东州兵遂成为他在益州统治的基础。刘焉川后“威刑以自尊大，乃佗（托）以他事，杀（益州）州中豪十余人。”于是“士民皆怨。”刘焉统治期间，益州发生犍为太守任岐和校尉贾龙发动的叛。到了刘璋统治期间，情况更糟“东州人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于是“旧士颇有离怨。”此间又有中郎将赵韪“因人情不辑，乃结州中大姓，还共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反应。”这次叛波及颇大，东州人害怕被杀，于是同心协力，为刘璋死战，才击破叛军。诸葛亮在隆中对时所言“刘璋黯弱”不能辑抚主客矛盾是其主要

当然，蜀人不乐仕跟中原王朝政治上的抑制有关。宋人郭允蹈曾论及对蜀人的这排抑政策：“自晋永和而元温始平李氏，讫梁承圣而蜀乃尽于周，跨历四代，咸抚而有。虽苻之侵陷，焦纵之盗窃，声教暂阻而旋即讨平，其职贡于江东者年所居多，而蜀士未有光显者，岂果无人！当两汉之际，蜀人文章节义足以冠冕海内、石帝京，夫岂足用于两汉而无用于晋宋齐梁者，失在于不能招徕也。”除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中原王朝尚能奖掖蜀人外（如西晋灭蜀之后为招徕吴人曾在一定程度上重用蜀人），中原王朝大多在政治上抑制蜀人。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东南政权为确保上游之势，对四川也是重在控制而轻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