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回味卢鸿所言，心中渐有所悟。想了一会又对卢鸿：“果然如此，是李治只看到那些杂谈之类，想得简单，小瞧了这报纸的意义所在。如此卢师能否为李治持此事，以启官报之风范？”

“父皇，报纸虽然初见端倪，但日后发展不可限量，当为朝廷之，民情之锣鼓。若得法时，贪官不能弊人耳目，污吏不能掩人视听，是上命下派，下情上达之最佳途径。”

就算是各大书院的学刊，也对戏曲等时下的现象有所涉及。但学刊与报纸等有一个明显的区别便是本并不持观，同一学刊中的文章分别由不同的作者完成，而作者的观往往并不一致。甚至有时候，一本学刊中数位名儒观都有冲突。在士林看来，学刊这超然、公正的立场才是真正的版界的代表。

官报主确定过程中，颇多周折。虽然表面看来只不过是个闲差事，但很是有几方面争取这一职位。据说吴王李恪为此了大力气，甚至多次向李世民面陈。但是最终长孙无忌的劝说发挥了决定作用，李治成了官报的主。而以太任此职，也成了日后大唐乃至后世的定例。

李世民对于这方面的程度，显然要于大臣们。在各家刊开始版以来，李世民就一直关注其展。据说在有关人员的言下，李世民颇有意朝廷也版一份类似的刊，但又一直未定下章程来。虽然国监有一份《国风》，算是官办。但那也是一学刊的质，并非朝廷的。最后，还是在长孙无忌的力倡下，大唐的第一份官方报纸终于版了，其名字非常直接地称《官报》，内容主要是朝廷的相关政策、新闻与评论观，而其主者，正是太李治。

在此事决定之后，李治第一时间来拜会了卢鸿。

“不错，正是如此，”卢鸿，心中暗暗佩服，虽然李世民等看得还略微简单一些，但这些见识，已然是了不得了。“既然已然明了其中关键，太殿下还有何疑问？”

“太可知为何圣上与长孙大人，都这般看重报纸之事？”

卢鸿微笑：“太既然知了圣上委任之意，又清楚了官报立场所在，如何还不知此事关窍？既为官报，则其中怎少得了诸位大人。既然于、、苏、诸大人，尽为东之属，这官报如何兴办，难还有何不明白的么？”

当然，要说到销量，学刊是拍也追不上各类期刊报纸的。

当然在大多数官员心目中，对期刊报纸的重视程度并不，在他们看来，这些刊的娱乐意义，远远于政治意义。

李治这才恍然大悟，连连。直到此时，他才真正明白这掌握份官报的意义。这份报纸，不只是李世民给他的一件武，更是对他的一份考验。

李治苦恼地：“若是民报，自然容易办得。只是本王所办却是官报。既为官报，还如何现民情？若只发布朝廷命令，各家报纸均已到，何须再多一家官报？”

卢鸿：“太殿下所苦恼的，便是官报的立场。其实若想明此节，亦是简单。既为大唐官报，则官报立场，全在大唐利益。”

“太想得太狭仄了。所谓利益，岂只是区区金钱？我大唐百姓富足、官民安定、经济繁荣、武力盛、威名远播、文化发达，如此，均是大唐利益所在。因此，大唐官报所指，必是有益于以上诸情形者，方为官报立论之本。”卢鸿侃侃而谈。

“利益？”李治一时有些失神：“办报纸与利益何？难不成咱们官报也要挣钱不成？”

对这现象，朝廷上颇有争论。有相当分官员认为现在这状况不利于朝廷一统，似应加以约束。但以周、房玄龄为首的主要文官集团却对此现象颇为支持，甚至周都已经建议在御史台专门建立机构，收集报纸中民众的一些对时政、对朝廷的看法与观，以为对官吏的监督之用。事实上，前不久时便有因为报纸爆料某地某某官员为了讨好莺娘，不惜挥金如土献礼被拒的消息后，御史台由此还揪了几起案。各类地方官吏不法行为，也多有因报纸刊登而曝光的。周在奏折中写：“防民之，甚于防川。报纸大行，何需谤木。则地方官员，但有污行劣迹，必以此大白于天下，再不得众人悠悠之矣。民情之畅达，自古以来无过于此者。”

“父皇定要将此事付于我，舅舅也要我定须将此事担起来。只是如何着手，本王实在是一筹莫展。”李治向卢鸿诉苦。